偵訊筆錄證據能力精選

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3952號刑事判決

　　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九條之一第二項，乃有關被告以外之人於偵查中向檢察官所為陳述之證據能力規定，惟此種證據須於法院審判中經踐行含詰問程序在內之合法調查程序，始得作為判斷之依據；且於審判中法院得依當事人聲請或依職權傳喚證人進行詰問程序，對被告之詰問權已有所規範及保障。此據一○○年三月二十五日司法院大法官第1371次會議議決不受理案件第24案意旨指明，除重申司法院釋字第五八二號解釋理由揭示之證據法則外，另說明系爭規定所以不發生侵害被告之詰問權，在於審判中法院得依當事人聲請或依職權進行證人之詰問程序。鑒於在加強當事人進行主義色彩之刑事訴訟架構下，法院依職權調查證據係居於補充性、輔佐性之地位及因發見真實之必須而為，此項得為證據之證人偵查中之陳述，如係檢察官所提出者，性質上當屬不利於被告之敵性證人，基於交互詰問制度設計之原理，除非被告已聲請傳喚該通常非屬友性之證人或明白捨棄反對詰問權，或被告出於任意性自白，與證人之證言一致，顯不具詰問之必要性者，否則控方之檢察官仍不能豁免其應負聲請法院傳喚該證人到庭使被告進行反詰問之義務；倘檢察官未盡其聲請之責，法院應曉諭檢察官為聲請（刑事訴訟法第二百七十三條第一項第五款），如此方不悖乎當事人舉證先行之原則，並滿足嚴格證明法則下證據調查之要求。至於法院對此形式上不利被告之證據，則應限縮至檢察官客觀上不能聲請，或經曉諭後仍不為聲請，而於法院依刑事訴訟法第一百六十三條第三項規定，聽取當事人等陳述意見時，被告及辯護人不為反對者，始得依職權傳喚調查，以示公平法院之不存有任何主見，及彰顯法院依職權調查證據之輔助性質。又被告以外之人所為之供述，究為傳聞或非傳聞，應求之待證事實與該一供述者之知覺間之關係如何為定，供述者所為知覺體驗之內容，以之為待證事實者，自非傳聞，若供述者僅係傳述他人，亦即與待證事實有直接知覺之人之見聞者，則為傳聞，同一供述證據，可能涵括傳聞與非傳聞，應分別情形定其證據能力之有無。

　　上訴人於原審已具狀爭執檢察官提出之證人蕭○惠、蕭○腰於偵查中之證詞係屬未經完足調查之證據，原判決理由亦謂法院欲使用證人之偵訊筆錄，除被告於審判中放棄對該證人之反對詰問權，仍應傳喚該陳述人使被告或辯護人有行使反對詰問權之機會，否則該證人之陳述縱使已經具結，且無顯不可信之情況，仍屬未經完足調查之證據等旨。然卻又以上訴人及辯護人在原審未請求傳訊為由，認其二人偵查中之證述，祇須踐行告以要旨調查程序為已足，不惟未曉諭檢察官聲請傳喚，反責令上訴人應負聲請之責，於法已有未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