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犯未具結陳述之證據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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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組織犯罪乃具有內部管理結構之集團性犯罪，組織犯罪防制條例並就其管理階層與非管理階層，依其情節之輕重分別訂定刑責，故其發起、主持、操縱、指揮或參與犯罪組織者之間，性質上為共同正犯、結夥犯之另一種獨立處罰型態。從而，犯罪組織之成員間縱所自白之內容一致，因仍屬共犯之自白範疇，究非自白以外之其他必要證據，而記錄犯罪組織成員相互通話之通訊監察譯文，殆為共犯審判外之自白，依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六條第二項之規定，均應認有補強證據要求之必要性，藉以限制該自白之證據價值，以擔保其陳述與真實相符。又此之所謂補強證據，應求諸於共犯之自白以外，實際存在之有關被告與犯罪者間相關聯之一切證據，必也其中一共犯之自白先有補強證據，而後始得以該自白作為被告或其他共犯自白之補強證據，殊不能逕以共犯兩者之自白相互間作為證明其中一方所自白犯罪事實之補強證據。至所補強之範圍，則不以事實之全部為必要，祇須因補強證據之質量，與自白之相互利用，足使犯罪事實獲得確信者，即足當之。

二、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警詢或檢察事務官調查中所為之陳述，係以其之陳述具有可信性之情況保證等要件而予以肯認其得為證據，並非僅因被告在審判中已對該被告以外之人進行詰問而當然取得證據能力，此觀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九條之二規定甚明。同法第一百五十九條之一第二項檢察官訊問筆錄，則係鑒於我國檢察官依法代表國家偵查犯罪，依法有訊問證人、鑑定人之權，證人、鑑定人且需具結，其可信性極高，而以具結之陳述已具足以取代被告反對詰問權信用性保障情況之要件，在立法政策上，除顯有不可信之情況者外，特予承認其具有證據能力。此種證據須於法院審判中經踐行含詰問程序在內之合法調查程序，始得作為判斷之依據，乃屬於人證之調查證據程序規定，與本條項係有關被告以外之人於偵查中向檢察官所為陳述之證據能力規定，應分別以觀。具有共犯關係之共同被告（下稱共犯被告）在本質上兼具被告與證人雙重身分，偵查中檢察官以被告身分訊問共犯被告，就我國法制而言，固無令其具結陳述之問題，但當共犯被告陳述之內容，涉及另一共犯犯罪時，就該另一共犯而言，其證人之地位已然形成。此際，檢察官為調查另一共犯犯罪情形及蒐集證據之必要，即應將該共犯被告改列為證人訊問，並應踐行告知證人得拒絕證言之相關程序權，使其具結陳述，其之陳述始符合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九條之一第二項所定得為證據之傳聞例外。至於以共犯被告身分所為關於該他人犯罪之陳述，因不必擔負偽證罪責，其信用性顯不若具結證言，即與本條項規定之要件不符，惟衡諸其等於警詢或檢察事務官調查所為之陳述，同為無須具結，卻於具有特信性與必要性之要件時，即得為證據，若謂此偵查中之陳述，一概否認其證據能力，無異反而不如警詢之陳述，顯然失衡。從而，此未經具結之陳述，依舉輕以明重原則，本於同法第一百五十九條之二、第一百五十九條之三等規定之同一法理，得於具有相對或絕對可信性之情況保障，及使用證據之必要性時，例外賦予其證據能力，俾應實務需要。此為本院最近一致之見解。依此，當無僅憑共犯被告於審判中已具結陳述，並接受被告之詰問，或有不能傳喚之情形，即得謂其先前（未具結）之陳述具有證據能力之可言。又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十二條第一項「訊問證人之筆錄，以在檢察官或法官面前作成，並經踐行刑事訴訟法所定訊問證人之程序者為限，始得採為證據」之規定，係以立法排除被告以外之人於警詢或檢察事務官調查中所為之陳述，得適用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九條之二、第一百五十九條之三之規定，至於共犯被告於偵查中以被告身分之之陳述，仍應類推適用上開規定，定其得否為證據。原判決就戴00等人於檢察官偵查中以被告身分所為之陳述，以該等被告於審判時，已依證人程序為調查，乃認對上訴人等違反組織犯罪防制條例部分，均有證據能力之說明（見原判決理由欄壹、二），即非允當。案經發回，於更審時，上開證據如有採為判斷之依據者，宜依本院最近之見解重為明其得為證據之理由。上訴意旨執以指摘原判決違背法令，為有理由，應認關於戴嘉良、郭威辰部分仍有撤銷發回更審之原因。

資料來源：最高法院102年台上字第3990號刑事判決